作为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全书的精髓，本文初稿形成于1997年，至2007年6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委托汪卫华先生来信约稿时，已修改了六七十遍。由此开端，本文2007年稿的刊、用情况大体如下：
2007年7月5日，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7期首次刊登。
2008年2月15日，经新华社熊蕾、云杉同志推荐，中国人权网“学术成果”栏目刊用。
2008年至2009年，经熊蕾、云杉同志推荐，军事科学院刘源政委又将本文相继推荐给军科内部网站及《中国军队政治工作》月刊，并亲拟“编者按”：“《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和本文，提出并解答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成百万的国民党军队，眨眼就被共产党改造为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作者从无可辩驳的史实中自然导出毋庸质疑的精辟结论，从一个被遗忘的侧面、一段感人肺腑的缩影中，展现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辉煌与曲折。如果我们军科的某位同志能在这方面下下功夫，不仅可独树一帜，补上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空白，而且极具现实意义。”
2008年4月，经刘源同志推荐，著名经济学家王小强主编的《香港传真》2008年第22期刊登。
2009年5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朱佳木副院长安排笔者将本文内容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国史讲座厅做了“第五十二次国史讲座”。
坦白地说，最初我是为了打发闲暇时光，才把工余精力全部投入这部著作的创作。由于远离了“泪血大控诉”的年代，创作前，我耳闻目睹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所以，曾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企图从最后一章落实起义人员政策走笔，评说前辈们的“左”和“封建主义”，并试图剖析中国的法律文化：情重于法的亲情（阶级）复仇意识，理高于法的“义务本位”观念，权大于法的人治传统思想。
然而，当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思绪沉浸于当年的泪血环境和荣辱氛围，沿着前辈们的心路轨迹延伸到旧中国的“三座大山”之下时，我却茫然了。
茫然的我，不能不一次又一次扪心自问：我若当初，又若何？
旧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能不能不信
有关旧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虽然史料有所记载，但是，就像当初的我，许多当代人还是持怀疑态度。
截止2007年3月底，在我采访的近两百名历史亲历者中，有116名国民党起义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起义时的随军眷属6人。凡是从旧军队过来的老人，无人否定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甚至一些坐过共产党大牢的起义人员也不例外。
原国民党暂编21师中校副团长马占伟告诉我：“虽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喝兵血’，但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千真万确！”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转业到地方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3年。然而，在69岁那年，还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夙愿！
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起义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云南省石林县的起义士兵符启元、张珩等，说到在旧军队挨打，古稀之年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半个多世纪了，张珩当年被军官用扁担打折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老人被泪水浸泡的心灵感受，有两句很值得回味。一句虽然低语轻声，但却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国民党太坏了！”另一句虽然也声轻调平，但却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不管怎么说，毛主席太伟大了！”
有人猜测：残酷欺压士兵的，是地方军阀部队。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军官多出自黄埔军校，是有知识的人，不会那么残忍吧？
哲学家和音乐家故乡的德意志，曾经哺育了“有文化”的法西斯巨魔。背弃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军校也不例外。胡宗南可谓之蒋介石的嫡系，据其所属第7兵团的起义士兵揭发，该部一些军官残杀士兵更令人发指：
第55师一位姓朱的参谋主任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第349团2营一位姓石的排长要鸡奸一名士兵，被拒绝后，石排长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位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据统计，第144师2 451名士兵在旧军队期间，有345人被吊打过，289人被捆打过，1 238人被棒打过，13人被刺刀打过，677人被枪托打过，1 362人被打过耳光，945人被皮带打过，991人被拳打脚踢过，53人曾被打得昏死过去，20人被打吐血，22人被打残废，1 298人被罚过跪，535人被罚过冻，128人被罚过晒，1 302人被罚过挨饿，1人被罚过喝尿，1人被罚过吃地痰，被枪毙未死的有33人，被活埋未死的有24人……
该兵团的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对于国民党军内部的阶级压迫，在大洋彼岸，在国民党官方文献中，我们都能找到确凿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白修德1939年赴重庆报道中国抗战新闻，任美国《时代》杂志通讯员、远东首席记者，他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记载：“整个中国都沸腾于征兵拉丁的浪潮中，而征兵之残暴野蛮，冷酷无情，以及贪污舞弊，就算在中国最黑暗的史迹上这也是恶劣透顶的。……当欧洲贝尔逊和布钦华尔德集中营的惨绝人寰的故事传来的时候，那时正是中国这种征兵的高潮。在成都参加壮丁营工作的医生对于德国的这种恐怖手段却并不觉得惊讶，他们说，一切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描写，简直就和他们所工作的壮丁营一式一样。靠近成都的一个壮丁营要接受四万个壮丁来受训入伍，但是在来营途中有许多人就已死了，能够活着拖到训练终了的，结果只有八千人。”白修德还判断：“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抗战中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做过一次实地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名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 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 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
蒋梦麟在其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中写到：“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抗战8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实征壮丁数为1 405万人，军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逃亡32万人，不含投降日军后被改编为伪军50万人），抗战壮丁命运之惨，非正常减员数额之大，触目惊心。
面对国民党军队种种劣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甚至“恶心透了”！
对此，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一书中有过经典结论：“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取得最后胜利。”
一段似“左”非“左”历史的辩证——国民党起义部队改造史研究感悟（2015年中山讲堂）
主讲人：高戈里
链接：https://pan.xunlei.com/s/VMOW1YznL9j4rl-rxor6WArt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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