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光碟市场是地下黑市交易的一个缩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行规、高效的交易以及团体性的预警意识，一环紧扣一环，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黄碟交易体系，它像一只巨大的章鱼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赚取着肮脏的利润，损害着社会的肌体。
2002年10月下旬，北京某音像市场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刚才还在积极交易的商贩们变得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将光盘塞到一些隐秘角落，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冲进市场，分头将各个出口堵住，非法音像出版物被全部收缴。
这是北京警方于10月20日开始的“金风行动”的典型一幕。自2002年10月以来，各地相继展开声势浩大的“扫黄打非”行动，海南、四川、广东等地相继破获盗版光盘贩卖集团，在一些偏僻的小镇甚至发现了几十条光盘生产线。在查获的盗版光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黄色光碟。据有关信息显示，这一段时间的打击行动让地下盗版光盘市场非常难受，作为盗版光盘的重要一部分——黄碟市场也风声鹤唳，一些售卖黄碟的热点地区似乎一下子消失了。
但是，10月下旬，记者在各大音像市场和一些城市主商业区调查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市场并没有消失，在一些僻静地方，悄悄售卖黄碟的小贩依旧若隐若现。记者将近半年来的扫黄打非报道和调查了解到的信息进行对比后，发现打击的飓风对看得见的市场产生了作用，但是对于看不见的市场，那里依旧正常运转。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黄碟市场的真实面目到底什么样，它有着什么样的运行规则？
对此，记者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调查，而随着调查的深入，黄碟市场的真实面目也逐渐清晰起来。
黑色供应源
2002年10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在西部某大城市的一间僻静的办公室，记者和一个曾经的黄碟贩子（为了便于表述，简称“眼镜”）对面而坐，没有录音，没有记录，没有第三个人，在得到不透露姓名的承诺后，他向记者描述了他亲身经历。
黄碟市场带着一种神秘，在各大媒体上我们常常看到某某地方缴获几十万黄碟，某某地方又抓住多少黄碟贩子，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看到类似的报道。在报道里，我们经常看到的场景是：记者暗访市场，发现黄碟交易，警察随后设计将贩子一举抓获。
但一些市场信息却显示，这些行动似乎并没有对这个市场形成结构性破坏，这可以从黄碟的价格变化就可以看出，近几年来，黄碟价格呈逐渐下降趋势。从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规律来看，这个市场还在不断增长，而且供应量还呈上升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在我们能看到的表象后面有一个组织紧密的供应链，而这个供应链就是黄碟市场像杂草一般屡铲不绝的背后力量。
“眼镜”是半年前金盆洗手的，其实，他的从业时间也就半年左右，但这半年已足够了解黄碟市场了。他认为，其实这个市场很简单，“20分钟就能讲清楚”，但问题是，这个20分钟就能讲清楚的供应链却可能是很长时间都难以破解的一个社会问题。
国内最早的黄碟市场起源于广东，第一批货是走私进来的，当时主要货物是黄色录像带，这可以看作是上游的顶端。由于走私需要冒很大风险，因此，能够有能力走私黄碟的基本上都带有黑社会背景，他们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这些背景可以保证他们货物的安全。
“眼镜”曾多次到广东进货，因此，他对上游情况也略知一二。比如广东的汕头汕尾就曾经是国内黄碟市场的重要集散地。走私进入内地后，就在汕头汕尾的一些僻静的仓库存放起来，由黑道人物保护，由于贩黄巨头都是家族性团伙，他们分工明确，自我保护意识很强。
货物进仓后，负责贩卖的人就到广州一些音像市场租用门面，由专人在店里负责放货。“眼镜”透露，广州有几条街就是专门做黄碟生意的，全国有名。但让人尴尬的是，全国闻名的黄碟交易中心却难以被警察抓住把柄。“眼镜”举了一个例子，1998年底，他携带5万元到广州进货，突遇警察检查，转眼之间，交易市场的走道上就多了很多纸箱，纸箱里装着很多黄碟包装，警察问纸箱是谁的？当然是谁也不会承认。
“眼镜”说这是贩子们惯用的手法，但也很有效，无把柄是做这一行的诀窍，这一点也体现在进入这一行的甄别上。不懂行的人是很难进到货的。
“眼镜”的第一次进货就被人耍了，他当时要了5万元的货，结果收到的却是一批“正货”。碰了几次钉子后，他学乖了，假借朋友（也是做黄碟生意的）名义向广州的批发商自我介绍，在回答了批发商关于“眼镜”所在城市的黄碟贩子的情况后，他顺利的拿到了第一批货。
由于全国各地都到广州进货，因此广州贩子对全国各大市场的主要贩子比较了解，这个秘密也就是身份甄别的一个有效证明。如果来者认识所在城市的贩子，就会被接纳入行。如果来者对所在城市的贩子一问三不知，他磨破嘴皮也没人理他，不熟不做，这种自我保护意识使得外人很难打入这个圈子。
达成口头协议后，在现场是拿不到货的，因为“谁也没有这么傻，等着警察来抓。”在这些黄碟的源头市场，交易过程跟期货非常相似。进货者先看标的（即一些碟片的外包装），他们根据标的图像确定货物的级别，然后确定每个标的的数量。据了解，不同级别的黄碟所选择的图像也有讲究，这也是考验进货者是否行内人士的标准之一。在这些黄碟交易市场，每一个上游贩子都租有几十个平方米的摊位，有些摊位挂着一些正规碟片做幌子，一些摊位则什么也不挂，就一个人在那里等客，几句话接上头之后就开始交易。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他们的交易很少讨价还价。“眼镜”说这是市场的行规，为了保证大家的利益，谁也不能随便降价，因此想砍价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外行的表现。他们交易的焦点主要是标的是否够“吸引人”。
托运公司与黄碟期货交易
达成交易后，批发商开始办理托运手续，他们交易完成的最后手续是批发商将托运单交给进货贩子。一手交单子，一手交钱。在这之前，如果发生意外，被警察抓住，损失由批发商负责，拿到托运单后，损失由进货方负责。
在火车站周围有很多私营托运公司，他们除了托运一般的货物以外，黄碟运输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业务。记者对这些托运公司敢托运黄碟感到非常惊讶，但“眼镜”却认为是小菜一碟。他们的托运单上一般都写的是塑料制品、玩具之类的名目。而火车站也很少查，“当然了，他们（托运公司和黄碟贩子）一般都把火车站的一些人勾兑好了，反正运什么货物都是运货，谁会轻易断了自己的财路呢？”
对此，记者到一些火车站附近的私营托运公司暗访，发现这些托运公司对所托运货物的检查非常简单，有些甚至仅仅是称称重量，对对单据而已。很多火车站的货场比较偏僻，这也给一些人浑水摸鱼提供了温床。在记者了解到的信息里，很少有从托运货物中查出黄碟的报道。
据调查，黄碟从广州流通到全国的主要渠道有两种，一种是汽车运输，一种就是火车运输，按照“业内人士”的看法是，火车运输更安全，“没有谁把火车拦下来检查吧！”因此，这也是他们的首选渠道。
这几乎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数量巨大的黄碟就在我们最快捷便宜的运输系统上传播到全国各地，而且就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这种监督失控是谁的责任？
而提货者只需要拿着提货单到货场就可以轻松提到黄碟。从订货到提货，整个流程主要在几张单据间流转，这跟期货何其相似！
二级交易网络的形成
经历了一级批发市场的熏陶，二级黄碟贩子们纷纷效仿，他们也采取类似的手法进行批发交易。
从黄碟市场的发展过程来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无组织的自由市场，当时的主要货品是黄色录像带，二级贩子从广州进货回来后就通过自己的一些渠道，比如熟人、朋友、亲戚等等，通过他们向终端贩子发出到货信息。这个阶段的交易是比较隐秘的，没有充分的信任是很难拿到货，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奇货可居的贩子高价销售黄带，而一些进不到货的，或者只能进一些低等黄带的贩子就采用欺骗的手法销售，用一些文艺片包装上黄带外包装，就以“正版黄带”出售，买黄带的人自然吃哑巴亏。
这个阶段一个主要特征是，散、乱、价格高，没有形成规模，这和录像带不易翻录成本较高有关。成都有一个黄带贩子家里有10多部翻录机，白天睡觉，晚上开机，每天早上就用麻布口袋将几十盘黄带送出销售。随着技术的进步，光盘开始普及，黄带也迅速改变成黄碟。沿海的上游贩子看到走私的风险太大，纷纷偷偷进口一批光盘生产线。一个通俗的说法是走私是用船运，而在内地生产就只用十几张母碟就行了，运输风险大大降低。于是一些中转基地开始向生产基地转变，其中，汕头的一些地方就比较突出。经过严厉打击后，黄碟生产基地由广州‘汕头等地开始向其它沿海城市扩散，中山，茂名等地就相继发现光盘生产线。
一级市场的变化马上影响到二级市场，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开始兴起音像市场，这就给黄碟市场由游击状态向规模化转变提供了温床。
以西部某城市一音像市场为例，一些黄碟贩子随着其它音像销售商进入批发市场，他们租赁摊位，缴纳管理费，每天按时开关门。所不同的是，他们卖的是黄碟。他们的销售方式几乎就是广州一级市场的翻版。摊位上只有标的，没有光盘，定好货物，贩子就带着进货者到市场附近的僻静地方，然后他从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仓库取货。这些仓库一般都在一些破旧的民居里，外人很难看出是黄碟的窝藏点。他们一般的进货量是5000～10000张，他们的利润一般是1张1块钱。随着近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他们的利润也随之下调，但量更大了，有些一次就是5万张左右。
在市场里面安营扎寨后，贩子们就开始营建网络了，原来流动的客户成了固定客户，他们都知道谁的货更好。终端销售商的目的也很简单，一是可以暴利，8元钱的黄碟可以卖20元。而有黄碟提供也是他们招徕生意一个手段，买了黄碟总会顺便卖点其它光碟吧。
二级贩子的一个流程一般是一周进一次货，如果加上周转时间，平均每个月进货2～3次，终端贩子的进货次数要频繁一些，他们的进货量一般是每个品种十几张，总共几百张。他们的付款方式是先点货后付钱，一般第二天就把钱送来了。“你们不赊帐吗？”“赊帐？谁这么傻，都是赚的风险钱，过一天就不知道钱是不是你的了。”如此高效的交易流程运转半年左右，整个市场网络就建立起来了。
但是这里却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此明目张胆的卖黄碟，市场的管理人员就不干涉吗？关键恰恰就在这里，一些市场的管理者为了活跃市场，他们对市场内的贩黄往往睁只眼闭只眼，有的甚至是纵容。他们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带来收入，何乐而不为。二是带来人流，人气旺好发财，至于是否干净到在其次，为了利润，道德又算什么！
这无疑为黄碟市场走上正规化提供了一流的温床，“眼镜”坦言，如果没有市场管理者的纵容，他们的生意也做不了这么大。要不，商场的保安天天看见“口袋”进进出出，如果他们要管，哪里还有他们的活路。当然，直接责任人就是市场经理。这几年国家为了规范音像市场，曾经大力整顿过，但有一个细节却是，很少听说哪个音像市场的经理因为市场售黄碟而接受严厉处罚。这种情况的存在给了他们侥幸心里，即使出现再大的事情，也不过是管理不善而已，何责之有？而且，由于黄碟市场利润丰厚，一些有后台的人也参与其中，有了他们做榜样，黄碟贩子们自然更大放肆了。这些人成了一般贩子的风向标，他们收敛，一般贩子就收敛，他们大手笔做交易，一般贩子就放量跟上。
如此以来，黄碟市场的二级网络怎能不像野草一般疯长。“眼镜”说：“我所在的市场保守估计每个月就有20万张碟片的销售额，加上其它市场，一个城市的销量就很可观了。”
如果把全国的市场都算上呢？这又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在这段期间，作为关键一环的市场管理出现如此大的错位，那么，谁应该为黄碟的泛滥负责？
虽然后来国家严厉整顿了各大音像市场，有的地方甚至关闭了部分音像市场，但是各大城市的二级市场网络却在这个期间已经形成，终端销售商和二级批发商相互之间已经很熟了，至于是否在市场内交易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很常见的现象，现在的音像市场周围往往固定逡巡着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但是一有人跟他们搭讪后，很快就消失了。几个小时后，他又回到了原地。一去一来之间，交易就完成了，根本不需要再进场交管理费了。
这是黄碟市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规模更紧凑，联系更严密和紧密，也更难打击。外人很难抓住现行。
三条行规
“警察打击严厉，经常抓获现场售卖的，你们就不怕他们告发你们吗？”
“告发？谁告。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
在各地的黄碟交易市场通行着这样三条行规：一是绝不说出上家，也不说出下家，永远都是第一回；二是保证货物正宗，绝无假货；三是及时付款，否则就不要做了。
为了保证这三条行规的顺利实施，“做批发的经常会在一起开会，讨论谁这样做了，谁不守信用。谁又告密了。谁又乱杀价了。”如此种种，他们最后形成的“决议”是将这个人开除出去，开除的方式是，一、不给他货，二是阻止别人到他那里进货。孤立几次后，违规者自然就被清理出局了。
“你们有没有黑社会背景？”“没有，这又不是毒品生意，要黑社会干嘛？大家都是生意人。”
但这三条行规一般都对本地有效，对异地的约束力随着距离增加而递减。“眼镜”所在市场的一个贩子就吃过这样的亏，外地的一个进货者被抓了后把他供了出来，结果被外地警方诱捕，吃了个“大闷亏”，被罚款10万。罚款买通行证，这也是黄碟市场的特征之一。“眼睛”表示，一些地方的个别警察还把这个当作收入来源，抓一次罚多少，熟人是多少，生人是多少，这都成了一个明确的价格表。看来一些地方的打击力度不够也有着一些特殊的原因。
从整体而言，这三条行规还是执行得比较到位。如果有警察来查，门口的摊贩迅速用暗语通知场内的贩子们，眨眼间，标的全没了。对于一些便衣和记者，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们总结的规律是，一是看眼神，警察和记者的眼神和买黄碟的人大不一样，他们的目光后面另有目的；二是看说话，不经常进货的人对行话是不熟悉的，几句话就露馅了。还有就是，他们多来几次都没贩子们认识了，哪里还能查出黄碟来。
当然例外也是有的，“眼镜”就是因为一次意外退出了这个市场。一天他正在摊位上等客，几个警察突然直接走到他的面前要他走一趟，虽然没查出什么黄碟，但他很清楚，肯定有人告发了他，否则警察不可能没有外围调查就直接把他请进去了。他退出后不到一个月，他所在的市场就被一锅端了。后来大家形成的共识是，一是管理层怕自己出事，将他们牺牲；二是有人告密，否则，哪里抓得了那么准。
由此可见，这三条行规对黄碟市场的发展和稳固起了很大的作用。
两点思考
和“眼镜”密谈结束后，记者花了一周的时间对市场进行了调查，同时也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遏制这个社会毒瘤。在和一些法学专家和经济学专家小范围讨论之后，认为，要想遏制黄碟市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大销售成本，二是加大消费风险。维系整个黄碟市场各个环节的最重要的纽带就是有利可图，那么遏制对策就是让他们无利可图。
加大销售成本的方式是，对以上几个环节加大巡查力度，特别是对托运公司和音像市场，他们是黄碟市场的重要一环，责任并不比黄碟贩子轻。同时，对终端销售点的打击不能以罚款换处罚。特别要打击他们有钱可以走后门的侥幸心里。
加大消费风险的方式是，对购买黄碟者也要加以相应处罚，而且这种处罚不能仅仅是口头教育。一旦让购买黄碟者有了消费风险，需求自然减少，黄碟贩子们也就成了无根之木。
从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上海、福建等地的DVD盗版碟售价大约为6元左右，内地稍微贵一些。而一些普通的盗版光盘价格只有3～4元左右。从购买者的消费心里来看，如果要涨价，他们的购买欲望肯定要大打折扣，再加上消费风险，需求就会进一步降低。
把两个环节联合起来，效果就可能是，成本不断增加，利润逐渐变薄，消费风险增大，需求逐渐萎缩。由于无利可图，原来形成的市场体系自然开始散架，整个市场由此进入自发性萎缩状态。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离根除的一天也许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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